摘要：国家管控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组织化的关键因素。然而，现实和理论都揭示了我们需要超越自主性命题，探求社会组织化的其他机制。本文基于对组织化概念的多维度操作化，通过对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案例和问卷分析发现：第一，集体行动逻辑以及自主性的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差异，组织资源对于商会组织化有重要影响，国家、市场与人际缘网络将企业家组织起来；第二，商会的活跃度与会员性有不同逻辑，组织资源本身并不能解决商会的会员性问题，精英俱乐部型商会活跃度高而会员性低；第三，商会的会员性再造仍需其内部组织规则的完善，商会的组织资源需与商会内生的组织规则相辅相成，才能最终推动商会组织化的发展。
关键词：商会；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工商联；组织化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黄冬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张华，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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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社会如何得以组织起来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费孝通，1998；阎云翔， 2000；罗威廉，2016；裴宜理，2001)。在现有研究中，社会组织化发育迟缓往往归咎于国家对于社团登记管理的控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类社会组织领域，国家不断放松管控，改革商会登记管理制度以推动经济类社团的发展。同时，经济类社团是企业家组织，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在这个背景下，商会组织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组织化发展的窗口。因此，文章尝试通过考察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尝试分析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基本机制，并解释处于同一套制度体系之中的商会组织为何存在组织化程度差异。
二、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对“组织化”概念的多层次操作化界定，力图分析企业家正式组织的基本机制。资料来源有以下两个部分：第一，定性访谈。访谈基于2016 年广东省商会行会组织调查，调查主要涉及珠海、中山、惠州和广州四个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地市、县区和镇街三个层级的近50 个行业协会、异地商会、综合性商会和镇街商会。第二，大样本分析。问卷调查于2016 年3-5月开展，覆盖了广东省全部21个地级市和顺德区，涵括了297 家省市区（县）级工商联和镇街工商联（商会）的直属商会。问卷调查进行区域配额，由当地工商联根据配额派发，并指定“商会秘书长”填写。
其中定量部分，因变量“商会组织化”的测量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规模，文章用会员数量测量商会的规模；进而将会员数量在其他模型中作为自变量，考察规模是否会影响商会组织化的其他面向。二是活跃度，指的是商会组织是否处于有名无实的瘫痪、半瘫痪状态，文章以“秘书处人员数量”来测量协会的活跃程度。三是凝聚力，分为两个层面，即“由上而下的凝聚力”(会员性) 和“由下而上的凝聚力”(参与性) ，文章从两个方面来测量“会员性”，即组织会员大会数量(上一年度) 和联系会员数量(年度)；本文用两个问题来测量商会的“参与性”。一个是填答者( 商会秘书长) 对于会员参与积极性的主观评价，即“会员对于协会活动和日常事务并不积极参与”。另一个是填答者( 商会秘书长) 对协会利益代表性的主观评价，“遇到问题时，会员很少通过本会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
自变量包括集体行动的逻辑（会员总数）、自主性逻辑（商会成立类型、商会经费来源）、组织资源的逻辑（国家资源：政府支持、体制内工作经历、政治吸纳；市场资源：大企业会员、龙头企业任会长；乡缘网络资源：商会类型）和商会的层级。
三、研究结论和讨论
作者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大样本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集体行动逻辑与会员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差异。规模只对商会的会员性有U 型效应；同时，自主性的逻辑并不成立，商会是否会员自发组织成立在组织化的任何维度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依靠会费生存的商会组织反而更可能由于资源短缺而降低其活跃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组织资源对于商会组织化有重要影响。
第二，商会的活跃度与会员性有相当不同的逻辑。商会的组织资源并不能够解决商会的会员凝聚性问题。国家资源的注入能够吸引会员的加入和参与，却并不能解决商会服务和组织会员的会员性问题；市场资源能够激活商会的活跃度，但并不能够解决商会与会员之间的联系问题。相当多活跃度高的商会并非是由于会员参与度高或者商会对会员服务和联系好而活跃，而是由以商会领导层为主的少数积极分子或精英的积极参与，抑或是以商养会而组织起来。
第三，文章进一步提出商会内部治理制度的重要性，也表明商会组织化并非完全取决于地区差异的资源要素，商会内部治理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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