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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探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类型——派生型组织，它们名义上是独立法人，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方面附属于政府部门。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构成“部门统合主义”的一环，借由中国式项目制，行政部门在此实现了“单位制”的再生产。文章提炼出三组命题，系统解释了派生型组织的产生、维系与变革过程，指出这是在三对组织要素间进行张力调适的结果，分别体现在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之间、项目收益与风险之间以及控制与激励之间。相关组织机制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派生型组织从产生到消亡的动态演变。
关键词： 派生型组织 社会组织 国家与社会关系 过程 张力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史普原，浙江大学社会思想所；李晨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一、研究问题
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从产生到变革乃至消亡的演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在何种意义上内生于国家体制? 又将如何在政府与之展开的动态互动中，将一系列组织机制再生产出来? 为回答上述问题，作者通过文献分析和总结，提炼出三个命题：
命题1: 部门既要突破环境约束，重点体现为编制和规章等方面的束缚；又要赢得环境认可，夯实制度基础。因此，部门自主与组织环境间形成张力，派生型组织是对之进行调适的自然产物。
命题 2: 由于项目收益与风险间的张力，部门与派生型组织的关系构成“准等级制”。通过再分配而非契约性质为主的中国式项目制，部门构建了与派生型组织的纵向庇护网络。它具有很强的权力与利益交换性质，进而导致其脆弱性较强。
命题3: 在控制与激励层面，派生型组织的重要特征是部门较强控制与较强激励的并存。由于直控成本提升等因素，部门与派生型组织的治理架构还会从 U 派生型向 M 派生型转变。因而，派生型组织并不稳定，既可能走向自主，也可能被迫消亡或转型。
二、研究方法
为回答上述问题，作者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详见图1），并通过对一个动态个案的深入探讨做出进一步阐述。个案研究的长处是辩驳与提出理论，而不是验证理论( Gerring，2004；布洛维，2007) ，符合当前的研究现状。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转型国家而言，个案探讨有助于将微观事实和宏观结构、历史演变与逻辑机制结合起来( 郭于华，2012) ，建构一个沟通本土经验与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为此，作者对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S市进行了民族志式调研和深度访谈。
图1 派生型组织的解释框架
（来源：史普原、李晨行：《派生型组织：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三、研究结论和讨论
作者通过对S市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派生型组织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不同时期的学界研究虽然零散但都鲜明地呈现出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国家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并未发生实质变化，所以派生型组织是制度环境下多元行动主体互动产生的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其次，考察派生型组织不仅可以用以分析政社关系，还可以分
析其他组织类型。在部门统合主义框架中，事业单位与企业均构成派生型组织，它们以非常灵活的形式存在，比如大量的编外警辅队伍( 叶静，2016) 和所谓的“临时工”。
文章也指出了进一步推进的方向和可能：第一，文章主要关注行政部门对派生型组织的纵向关系，并没有探究不同部门统合体的横向关系，纵横网络的复杂关联可能使部门统合主义框架更加丰满、有趣。第二，文章的个案资料来自一个市级的、综合性很强的部门——市委办，是否其他级别政府、其他部门也有这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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